哀江南赋(一部江南史)
(CFP/供图)
、文
回望晚明:《大树风图》
明末画家向圣谟有一幅《风吹大树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描绘了一个穿着红色长袍的宽袖老人,站在一棵大树下的一根棍子上,俯瞰着青山和夕阳。枝叶已经全部掉落,像蛇一样打结,仿佛要楞出画面。有画史,说此画似哀江南的纸本赋。那天下午在嘉兴周美华,我看到了江南著名的佛寺前的千年银杏树。在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我又看到了这幅画。因为是复印件,具体不太清楚,但是出了家门。河边有个小亭子,亭子与柱子之间有联系。有意思的是:半个无聊的房子可以用来休闲。想,嘉兴城破后,项家的“天籁阁”全毁于火,项圣模余生逃亡,如此终成一代。他住在这所房子里很合适。
项生谟是下一季藏宝家项的孙子。项,别号“项子”,一生藏书无数,师从学画,与吴门画坛交往甚多。但他毕竟是个商人,有足够的本事,有远大的胸怀,学过诗画,但两人都没有什么成就。是他的孙子,从小就浸泡在“天籁阁”收藏的名画题字中,经过精心打磨,终于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有向生模的遗民,他们在山野度过了大半辈子。看到故国的山山水水,他们的心情普遍难以承受。看这幅画。右上角有一首自题诗,“风角树立于苍穹中,日暮苍茫,四海寂寞。”真的不好说。
小说家薛荣知道我对明清人物很着迷。每次去嘉兴都会带我去参观一些遗迹。上次和小说家丹丹约好,去王店镇看朱彝尊旧居——露书亭。明清之际,朱彝尊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和周亮公成了好朋友,并为他写了许多诗。他还多次去齐表家留下的后花园,与尚景兰等一批闺阁诗人合唱,并为他们写传记。另一位艺术人生的践行者李日华,在西华县做了八年知府,终于厌倦了官场,回到嘉兴老家,赏花饮酒,侍奉母亲,乘书画船往返于苏嘉杭,过着如诗如画的闲适生活。他与发起“南北朝”的董其昌的半条命恩怨,也是我们常说的话题。
一般来说,诗人和画家年轻时都是艺术的学徒,可以交朋友。成名之后,他们各行其是,越看越深,越有敌意。项嘉靖年间,他和同时代的王世贞、王世茂兄弟,以及的两个儿子文鹏、文嘉,公开支持,暗中拆台,大体如此。项是嘉兴市有名的世家。虽然老房子没了,但房子的地基还是能找到的。在今年的庆祝活动中,城市里到处都在进行重大的修缮和建设。项家故居四周搭着棚架,布帘,还在修缮中。薛荣说,项的祖父在土木堡之变后在西北牧马的画像仍保存完好。这让我想到了以后项家的旧居。
从人物地理来看,我的家乡宁绍有守仁、黄宗羲、全、章学诚等人。他们头脑清醒,为人正直,他们要么是学者,要么是义人。即使到了现代,鲁迅的刀笔和秋瑾的秋风秋雨让人心酸,却依然保留着我报仇雪恨的故乡的光辉底色。一水之隔,吴的性格和时尚大相径庭。这可能就是章学诚说的,浙西是学者,浙东是专家。无论时代如何流转,就像嘉兴的秀水、鹤城、嘉禾、芒里这些旧名透露出的信息一样,农耕社会依然有士大夫的遗风。在日常业务中,我强调的是富足感和自足感,不要自大空。我自鸣得意。生活的艺术性,或者说艺术的日常性,也来源于此。
古运河:工匠时代的伟大力量
说到艺术文化的传承,这里还有一点要说,那就是运河和粮仓。自隋朝开凿江南运河以来,粮食由北向南运输,运河实际上是延续国家的大动脉。前几年杭州的大观桥、麦裕桥两边,北边通州的码头周围,都有政府粮仓和私人米店。嘉兴古运河段是进入杭州之前的终点。比如一个长段接近完成,强度还很强,但还是很美。
嘉兴古运河有百尺渎和陵水路。吴王夫差开设的百度位于严观西南40英里的海宁,经长安直达钱塘江。估计应该是现在的上塘河。这次发掘比公元前486年发掘的汉沟还要早。后来越王勾践沿着这条河北路攻打吴国。陵水路是秦始皇时代挖掘的。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挖这条河是为了打破江南的王者之气。这条水道应该是嘉兴樊落亭附近被拳墙挡住的长塘,至今仍是海宁进入杭深线的主要水道。
有一年,离开嘉兴市后,公共汽车向北行驶,在与江苏省交界的古耜桥下车,然后乘船回到乌镇。这是京杭运河嘉兴段。但沿海工厂多,新工地多,朱彝尊笔下运河两岸那种“吴围师,舟系树底”的古典景象,一去不复返了。这一次,我要去油车港镇,在寒风中看天鹅湖和银杏林,然后去王,登上万历五年前修建的长虹桥。桥如其名,雄伟如虹,石阶如昔。即使在整条大运河上,也是少有的腹部坚实的巨型三孔石拱桥。爬上楼梯,颇有匠人时代的大威力味道。桥边有座庙,香还在烧。我和评论家王洪图、诗人慕白在运河岸边一路讨论,可惜该上车了,再也进不了庙。
当京杭运河到达杭州段时,陈宫桥曾经是明清时期杭州最热闹的地方。那时候船来船往,可以听到船桨声,晚上不能休息。它被称为“北关夜市”。双手毕恭毕敬的宫哲、故宫的陈喆、桥柘,这个名字,正符合清朝皇帝多次下江南的传说。从这里坐船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三宝船闸,内河和钱塘江相差三米。当船被吊出钱塘江时,需要向船闸注水来吊船。河宽风大,堪比内陆河。
正如大运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遗项目一样,杭州不是终点,而是从钱塘江北岸的三宝一直延伸到绍兴、宁波,再到镇海的甬江入海口。这不仅在地理上把古老的京杭运河向东延伸了500英里,也显示了一个传统农耕国家对海洋的吸引力。
墨涛:模范官员的生活
当你去王的时候,你必须去看看陶仓。陶仓位于田丰村,一个运河边上的小村庄,也是我们这次参观的“新农村”的样板之一。在这次的鹤城之行中,遵循主办方的美好愿望,我们也走访了这些村落,有如下记录:油车港镇胜丰村玲珑湾;秀洲区王古塘村;桐乡屠甸镇汇丰村、荣兴村;南湖区兴丰朱琳村;乔峰镇联丰村。
陶仓,原为当地贵族世家陶氏的私宅,取名“陶氏庄园”。上世纪60年代,这处房产归国家所有,粮库旁边建了一排粮仓。粮仓修建之时,恰逢中苏关系良好,整个建筑造型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记:一座高大庄严的方形房屋的屋顶下,整个建筑呈中轴线对称,主楼高耸,有长长蜿蜒的回廊。60年代初,就像苏式建筑在中国遍地开花一样,连生产队、供销社、养猪场都采用苏式风格,在门楣上刻上一颗红色五星。这个陶谷仓的惊喜之处在于,几年前,一家名为“乡伴”的文旅集团将这里变成住宅项目时,将建筑的外墙饰面全部换成了红砖。如果天气晴朗,蓝天为幕,这一排建筑矗立在千公顷的平原上,其燃烧的形状有些令人叹为观止。再加上弯弯曲曲的走廊,似乎很适合一些故事。于是“陶仓”火了,这个项目也被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被称为“运河陶仓理想村”。
王江晶晶里的陶家,原本是个陌生人。他的名字叫墨涛,字方,清末的一个大臣,他出生在庶吉士的翰林院。他在西北一些州县做基层官员,后在光绪年间升任两广总督、两广总督。他的传记也在《清史稿》中。这个陶子芳和我以前认识的嘉兴的那些学者官员不一样。他不像前辈文人那样生活得妩媚浪漫,也不像他们那样玩物丧志,说些没用的话。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在桐城有文化。他不看重空,不喜欢文艺,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大乱——据说还在乱军中当过杂役。他苦悟乱世的根本是“人心不正,而空言词文章”,所以立志以己之才,用天下,治国。他有这种认知,并且践行了一辈子。看起来不像李日华、冯、朱彝尊之类的文士的“文科”,有点像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在我家乡的影子。
墨涛的确把阳明先生作为学习的榜样。更不用说文人做的那些事了,比如提良心,开书院。后者的平叛、杀贼、封爵等战功,足以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终其一生都在模仿。
陶少年时,家道中落。历史告诉他,“粮贫的力学,在道义上与平湖的优秀贡生顾光裕、震泽的学生陈寿雄、吴江的举人沈乐府有关”。作为一般学生,大学生阎敬铭和省长杨长云都尝过推荐,没有告诉模特,模特也没有感谢。“看得出来他是个男人,属于光明正大不走后门的那种。从知府到巡抚,为官三十余年,一生功勋卓著,尤其在西北边疆管理方面。他可以被称为一个能干的官员。这样的道德模范官员,私德当然绝不会有问题。”节俭,不悬崖勒马,谦虚,争当用官,不敢私了。”这是《清史稿》中对他的评论。
如果1902年只有这样一位传统官员去世,也不会有损墨涛那一代有能力官员的形象。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陶塑缺乏一种丰富性。从他生命最后两年两广总督的表现来看,墨涛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当时在广州,他与革命派有交往,给朝廷写信,都是行政改革、裁减冗员之类的“变通”之词,而且用词豪放,似乎对人相当禁止。“柔性政治应该是一切照旧,朝廷一切照旧,朝廷应该是能够爱国爱民,但是能够以爱国爱民之心对官员负责;朝廷首先不能自私,可以不自私的看世界。转移的方式,一是摆脱藩篱,二是走向疆域,三是胸怀大志。当庭以身作则,克己胜私,否则虽天之言变通,无变通之理。”未来的国民党老板吴稚晖,年轻时曾赴日留学,是墨涛在两广上任时派出的。他的儿子陶宝莲是新党。父子二人都是革命家陈少白主编的《中国日报》的忠实读者,经常争相阅读这份香港报纸。
虽然墨涛不喜欢写作,但他视文学艺术为毒药。秀水毕竟是文采之地。其实文艺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世界上墨涛写的诗不多。一篇关于《珍惜岁月》的,今天读来依然清新可人:“夕阳明水远,色在西寒鸦;溪小,林藏窄路。”
海宁峡石:纸模与友谊
行程是去海宁看王国维故居。由于故居的维修,我将去石霞看诗人徐志摩的故居。这是故居。他出生的四层老房子是在贾青路统治时期建造的。在二十年前的大拆大建中被轻易抹去。现在这栋小楼是徐志摩的父亲在1926年和陆小曼结婚时修建的。徐家一直经商,到了志摩父亲徐神如那一代,他家在镇上已经有了丝店、酱园、钱庄等。他还创办了当地最早的电灯厂,并与上海的商界人士有很多接触。他是当地著名的贵族和商人。
故居正屋“安雅堂”二字,为气功题写。徐志摩雅爱这座楼。新婚时,她被取名为“相超”。这段婚姻的背后是另一个女人的羞辱。
徐志摩笔下的张幼仪,又名张家轩,出生于上海嘉定的张家。她是著名宪法学者张俊立和被誉为“中国银行业之父”的张佳傲的妹妹。张和徐结婚,据说是张首先看中了徐志摩。据张幼仪自己回忆,辛亥后,四哥张家鳌从北京回南方,担任浙江巡抚朱瑞的秘书。有一天,陪老板视察杭州官立中学时,无意中读到一篇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文章。他在写作中被自己的情感深深打动,完美地模仿了梁任公的写作风格,于是记住了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许。并打听出这个年轻人是海宁大亨徐申的独子,于是他写了一本关于徐家的书,并把二姐介绍给了徐公子。“他叫徐志摩,是我四哥帮我发现的。”这就是未来诗人徐志摩,本名“张一”。
徐的父亲现在回复了一张纸条,同意这门亲事,“我徐神如有幸娶了张家坳的妹妹做媳妇”。十五岁的张幼仪辍学成为新娘,一段民国爱情故事开始了。只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这门亲事很合适,可是后来,琴断了,老颜飞了,以悲剧收场。
1920年,在留法的二哥的安排下,已生下徐氏一家的张幼仪前往欧洲与丈夫团聚。君错心地善良,却不小心破了婚。当张幼仪下了船,看到丈夫站在人群中,她后悔自己的到访。一时间,徐志摩的心被林绕着飞。日后,她向侄孙女张邦梅(她八弟张的孙女)口述了当时的情形:“我的心凉了许多。他穿着一件细长的黑色毛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的丝绸围巾。虽然我从没见过他穿西装。但我知道是他。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态度,我不能弄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里唯一一个表明他不想在那里的人。”(张邦美的《小脚与西装》,是他的英文传记《Boundfoot & Western Dress:A memorial》的中文版)然后,夫妻反目成仇,强迫妻子堕胎,然后离家出走。张幼仪生下次子彼得,与丈夫在柏林签了离婚。
诗人追求他的幸福。对于这段旧婚,他说是“媒妁之命,被父母接受了”,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有才华的人是善变的。对他来说,解除婚约就是“笑解烦恼”。我还写诗鼓励我的前妻。“现在,我放开脸微笑,握手,努力。我是来这里享受清风和自由日的风景的。我听了身后的声音,便据理力争,解除心结,消除烦恼。”最后受伤的是女人,逼着她说出这样伤心的话:“我是秋扇,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蚊子咬了月亮,主人就把扇子撕碎了。”
这一巨变并没有削弱张氏兄弟对徐志摩的欣赏和喜爱。在纪念馆里,有一张张君劢和徐志摩的合影,依然亲密无间。看着张幼仪的样子,脸像月亮一样亮,圆圆的,很可爱。我的风情虽不及林、陆,但也在中间商之上,不是个富贵贫贱之人。从她日后工作的机智来看,她对徐家表现出孝心,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自己还当上了副行长。她在南京路等地开设了著名的“尚云”服装店。一个女人的人际关系和事业都处理得很好,只能说诗人思想高,没有机会享受人间的祝福。
从名字来看,她是个民国好女人。“轩”是一种美丽的玉石。她的昵称“友谊”意味着善良,“易”意味着尊严和完整性。
苏嘉璐:抗战历史的一面
突然,我想到了《左传》,上面写着:“五月,俞樾击败了武玉和李煜。光武死了。齐侯、侯伟当先。”王地处平原腹地,是吴越争霸之地。既然是战略要点,武将绝不会轻易放过。清末,盛宣怀与怡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谈修建“苏杭甬”铁路。后来孙中山在《开国方略》中构想了未来的中国工业,都注意到了这个地方,提出修建连接嘉兴和苏州的铁路,为上海腹地的建设做准备。
但是,苏嘉铁路的修建,真的是因为有了12月28日上海战争的教训。当局想在沪宁、沪杭两条主线之外再建一条线来备战。这条线路起于苏州,沿运河、苏嘉公路南下,经湘门、吴江、、盛泽、王江景,到达嘉兴。全长70多公里,道路全部肥沃肥沃。但为了抗日,江南人民毅然牺牲加入筑路大军,不计征地代价。
成功的那一天,是1936年4月,新上任的铁道部长张家坳,自然把它视为履新后的一大功绩。这是因为,除了吸引周边的后勤,这条线的连接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苏嘉铁路作为连接扎(浦)-平(湖)-嘉(兴)线和吴(县)-富(山)线的纽带,是江浙国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首都南翼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由德国专家指导的工程,当时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王站是苏嘉铁路至嘉的最后一站。
结果大家都知道,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再起,日军破坏了我们的外围支援。这条建成仅一年的铁路成为轰炸的焦点。从战争的第三天起,数百吨的钢铁和火药倾泻在这条铁路上。日军飞行员在高空找不到铁路,就用边上的运河作为投弹的参照物。走出嘉兴的作家沈雁冰在《苏嘉路》一文中写道:“苏嘉路贯穿着‘非常时期’苏嘉路在沪杭、京沪线上的使命。……但是和火车一起的,还有一条银带,那就是运河。可惜这种运河成了敌机找苏家路的最好标志。”
嘉兴的沦陷只比上海晚了三天。此后,这条铁路由华中铁路有限公司控制,日军在铁路沿线各车站修建炮塔和碉堡。1944年,二战末期,日本为了解决原材料短缺,命令中铁拆毁铁路,将钢材运回国内。在修复后的王火车站一侧,两座保留至今的日式炮塔,记录着淞沪抗战历史的一面,也镌刻着一个时代的耻辱。
从明朝的轻,到近代史的屈辱和沉重,这就是江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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