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国富论阅读笔记3000字)

1776年3月,《国富论》出版,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其影响遍及英国、整个欧美大陆。在人类历史上,1776年也是极其重要的一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正式进入批量生产,标志着人类工业革命的真正开始。美国清教徒在这一年发布了《独立宣言》,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出现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的国家。随着装有马裤的马裤的发明成功,武器的发展进步最终会成为一艘坚固的船,一门威力巨大的炮,打开当时经济停滞多年的东方大国的大门。

1776年的中国,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乾隆四十一年。那是康乾盛世。大清帝国看起来又有钱又能歌善舞。虽然在遥远的英国已经兴起了人类工业化的浪潮,市场经济的理论在这一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范式,国际贸易也在向全球粗略地蔓延,但是无法生存的大清帝国对此完全不感兴趣。龙帝的作品似乎只热衷于意识形态控制。或许他认为,只要把人心聚集起来,大清帝国就能长盛不衰。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编纂《四库全书》,历时9年完成。共收录图书3503册,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先秦至清乾隆初年的许多古籍,以及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包括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机械等方面的著作。《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因政治原因或质疑儒家经典而禁书,称为四库禁书,甚至直接修改内容而不保留原文,为后世学者所诟病。1776年11月16日,乾隆颁布诏书,在全国“删书正心”。一场新的焚书运动在甘龙的指挥下展开了。浙江烧毁图书24次,销毁图书538种,13862册。江西一年内查获8000多本禁书。乾隆年间,清朝烧毁图书77万卷。如此豪迈的思想压制,确实与英国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构成了惊人的横向对比。

《国富论》传入中国已有一百多年了。1997年,严复开始翻译这部巨著,并于1901年移交南洋公学(Xi交通大学的前身)出版。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翻译学院首次出版了《傅园》。《傅园》的出版对当时中国人民的经济和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梁启超称赞这本书:“严的中学学和西学,在中国都是第一流的人物。这本书经过几年的努力,反复起草,然后诞生了,精致到没话说!\”

虽然从1900年到1910年,严复向国人全面介绍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如何实现富强的道理,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智慧,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易等。,著有七部中译本的世界名著,如傅园、群学银燕、群集《权利边界论》、《社会通释》。但由于清末实际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与其要求相差甚远,在《国富论》出版100多年后的清末,封建制度仍处于危机之中,不具备通过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来发展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背景和土壤。

回到《国富论》这本书本身,因为里面很多观点大概等于常识,所以我只说一些我深有感触或者不认同的东西。例如:

“最底层的职业不仅充斥着原始劳动者,其他阶层的人也在流入。就业竞争激烈,工人的工资降到工人生活资料很差的最可怜的水平。”

感觉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以会去向后兼容,挤占别人的工作机会。

“一个人不能指望从一项只能支撑自己几天或几周生活的资产中获得任何收入。他只能尽量省着用,在钱用完之前,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一些东西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完全来自于他的劳动。所有国家的贫困劳动者都是如此。”

我想到两本书和一部纪录片,两本书是《贫穷的本质》和《我的底层生活》,一部纪录片是《穷人和富人的战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商人和制造业老板往往在短短的一生中变得非常富有,而这些财富往往是用微薄的资本甚至白手起家赚来的。然而,在本世纪的欧洲,还没有人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致富。”

竞争壁垒带来巨大利润,必须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以后我们可以像欧洲人一样,有很多带薪休假时间,不用加班,不用996。

“不受限制的粮食自由贸易是防止饥荒的唯一有效途径,也是缓解缺粮困难的最佳途径,因为真正的缺粮困难是无法彻底解决的,所以只能设法缓解。”

我不同意。食品关系到国家安全。贸易有时候要让位于政治,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举两个例子。

比如1942年河南饥荒,虽然1942年的旱灾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旱灾本身并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饥荒。在一份日期为1943年9月27日的报告中,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广泗总结了河南严重饥荒的四个原因:粮价迅速上涨、军粮负担沉重、土地迅速贬值使农民即使卖掉土地也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渎职挪用救济粮。根据张的报道,由于干旱导致的粮食短缺,高昂的粮食价格使得当地人无法购买从其他省份进口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个城市0.6元。1942年麦收前,小麦价格达到每市20元。1943年麦收期间,小麦价格飙升至每市300元。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如果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物价指数是100,那么到1941年12月就已经涨到2029.5,是战前的20倍。

爱尔兰大饥荒,俗称土豆饥荒,是发生在1845年到1850年间的一次饥荒。在过去的五年里,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字包括大约100万因饥荒移民海外的爱尔兰人,此外还有死于饥饿的人。饥荒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名为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卵菌导致马铃薯腐烂,然后失去收成。马铃薯是当时爱尔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场灾难,加上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使得大范围的歉收严重打击了贫困农民的生计。在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期间,英国仍从美国进口大量粮食,其中一些甚至通过爱尔兰港口。然而饥饿的爱尔兰人买不起食物,英国政府提供的援助又很匮乏,最终导致很高比例的爱尔兰人饿死。在饥荒最严重的年份,爱尔兰仍然向英国出口食品。在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国。这种趁火打劫,孤注一掷,不顾爱尔兰人民生死的不人道做法,很快就把这场天灾变成了人祸。

目前我国有耕地红线,强调耕地红线是牢不可破的底线。其中,2020年3月20日《中国自然资源报》的文章称,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守住耕地红线,我们不仅有信心保住自己的饭碗,也有信心维持人类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进而应对不确定的生态危机和突发事件。耕地是我们的生存线,也是任何时候都牢不可破的底线。无论是扶贫、生态建设还是乡村振兴,都不是让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足够理由。从非典到亚洲金融危机,再到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一次次“从容不迫”地渡过难关,就是因为耕地红线让我们保住了饭碗。

最后,《国富论》中提到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而我们今天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得见的手”。我们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靠市场调节,才会有经济危机。只有宏观调控,市场才会失去自由和活力,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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